不知不覺間，電信實名制落地已近10年。

　　2013年7月，工信部發布《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規定》，明確要求電信業務經營者為用戶辦理固定電話、移動電話(含無線上網卡)等入網手續，在與用戶簽訂協議或者確認提供服務時，如實登記用戶提供的真實身份信息。

　　2015年9月1日起，被稱為“史上最嚴”手機實名制開始實施。按照新規，電信企業各類實體營銷渠道在為用戶辦理入網手續時，必須使用二代身份證識別設備核驗用戶的居民身份證件，并通過系統自動錄入用戶身份信息。此外，對2013年9月1日前入網的未實名老用戶，電信企業應在其辦理新業務、更換移動電話卡時，要求其進行補登記。

　　如今，辦理各項電信業務必須實名制，成為絕大多數人生活當中的常態。但也不排除少數人仍未完成實名制登記。以至于到了2022年，中移動江蘇分公司還專門下文，指出對于已經辦理移動電話、固定電話入網手續，但尚未辦理真實身份信息登記或者登記信息不完整的用戶，經多次通知、規定時間內仍未補辦登記手續，公司將依法停止通信服務。

　　除了電信實名制，網絡實名制也于2015年開始實施，明確了注冊用戶需“后臺實名”，迄今也已8年。

　　實名制的出臺，是為了更好保障電信、網絡用戶安全。世界上不少國家也采取了類似的實名制管理，從而最大限度做到“一人、一證(身份證)、一卡(通信卡)、一號(通信或網絡賬號)”。一旦出現電信詐騙、網絡詐騙、網絡暴力等各類問題，方便個人、運營商或者監管部門責任追溯。實名制讓每個人的責任與賬號捆綁，能夠更好地消除安全隱患。

　　但任何一項公共政策的實施成效，都應置于社會發展的整體框架內，予以全面檢視。以十年為重要節點，我們應進行更充分的討論。比如，有網友感慨，為什么實名制運行這么多年，感覺電信詐騙、網絡詐騙似乎越來越多了?還有網友指出，以前騙子打電話過來，連你的姓名都說錯了，你就知道這是個騙子。如今騙子一上來，就將你的姓名、工作單位等各種信息統統報上，讓你真假難辨。

　　這不只是個人感覺，更有數據為證。今年全國兩會，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指出，五年間，起訴非法買賣電話卡和銀行卡、幫助提款轉賬等犯罪人數，從2018年137人增至2022年13萬人。

　　就此，我們了解了一個新的法律名詞“幫信罪”，根據治理網絡危害行為的需要，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(九)新增了幫信罪這一罪名，具體規定為：“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，為其犯罪提供互聯網接入、服務器托管、網絡存儲等技術支持，或者提供廣告推廣、支付結算等幫助，情節嚴重的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并處或者單處罰金。”

　　簡單而言，“幫信”就是給網絡詐騙團伙打下手的。窺一斑而知全豹，“幫信罪”入案人數連年增加，正反映出網絡詐騙處于高發態勢。誠然，技術能夠為騙子提供更多行騙工具。在電信及網絡詐騙領域，使用境外服務器乃至利用AI等技術自動生成模擬號碼，已經成為不少詐騙組織的通用手段。然而，個人信息的泄露，則是攻破人們心理防線的利器。試想，一個能順口說出你姓名、工作單位乃至興趣愛好等關鍵信息的人，以所謂多年未見的“熟人”，或者某某公共機關工作人員身份出現，有多少人能看穿“真實的謊言”?

　　實名制的另一大軟肋，是大量個人信息被運營商掌握。如果運營商缺乏完善的用戶信息保障意識和水平，就可能導致用戶信息大規模泄露。比如，消費者經常會收到1065、1068、1069等代碼發來的各類短信，除了有資費短信、政府公益性短信和各種商業的短信外，還有來歷不明的詐騙短信等，消費者無法區分這些信息的來源，給消費者造成困擾，甚至直接給消費者帶來不同程度的經濟損失。

　　遺憾的是，時至今日，以“00”“1069”開頭的詐騙電話或者短信，仍在給公眾帶來重大風險。2022年，市民孫先生收到了一條“1069”開頭的銀行貸款短信，急需生意資金周轉的他回復短信后，對方提供了一個網址，孫先生按照其提供的網址下載了某應用APP并注冊了個人信息，結果對方告知其貸款被凍結，需一定保證金才能解凍，正當孫先生要將保證金打入對方指定賬號時，接到公安機關的警示電話，才沒有上當受騙。

　　對此，公安機關反詐中心表示，1069開頭的短信，來自跨省或全國范圍內短信類服務第三方平臺，為其它企業提供短信平臺服務。有的詐騙分子盯上這些平臺，對市民實施詐騙。

　　按照規定，提供1069服務的第三方平臺，需具有SP(移動互聯網服務、內容應用服務的直接提供者)許可證， 經過工信部審核，與三大運營商合作，由后者提供網關通信服務。可是，這類短信服務卻冒出如此之多的詐騙電話或短信，對方為何能輕易獲取用戶的手機號碼?運營商對于第三方平臺的日常監管何在?

　　不僅是第三方短信服務平臺為虎作倀，電信運營商也有“內鬼”。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區檢察院今年4月在官網發文指出，近日查處的一起案件中，13名通信營業廳工作人員因犯非法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被判刑，其中，懷遠縣某鄉鎮移動網點營業員劉某梅將客戶手機號碼發送到多個“拉新”微信群，供“黑灰產”人員注冊網絡虛擬賬號實施違法犯罪。

　　還有人指出，在不實行手機卡實名制的時候，手機卡必須掌握了服務密碼才能補辦，犯罪分子僅靠假冒身份證是補不了的。隨著實名制運行，反而給某些犯罪分子以可鉆漏洞。據報道，我國每年丟失的二代身份證達數百萬張，不少身份證在網絡黑市被公開叫賣，如果運營商把關不嚴，電信詐騙者完全可以用這一方式大量辦理手機卡。

　　縱觀當下發生的種種怪象，不禁讓人想問：如果實名制的運行，只是讓公眾履行了實名登記登記義務，對掌握海量用戶信息的運營商，卻缺乏完善的日常監管機制，必然會導致權力與責任的脫節，交由運營商的用戶信息，成為灰色交易泛濫的溫床，實名制的公信力何在?

　　因此，實名制必須從“重登記、輕管理”，轉向用戶信息保障機制的不斷完善。運營商在用戶信息管理、脫敏、定期銷毀非必要數據等方面的履責程度，也需做到信息公開，并接受有關部門的抽查。對運營商履責不力，還須加大違法成本。

　　我國個人信息保護法第六十六條也規定：違反本法規定處理個人信息，或者處理個人信息未履行本法規定的個人信息保護義務的，情節嚴重的，由省級以上履行個人信息保護職責的部門責令改正，沒收違法所得，并處五千萬元以下或者上一年度營業額百分之五以下罰款，并可以責令暫停相關業務或者停業整頓、通報有關主管部門吊銷相關業務許可或者吊銷營業執照。那么，對于電信運營商、網絡運營商、手機運營商，是否也能根據其違法程度，頂格處理一批典型案例?讓法律長出利齒，才會讓運營商對實名制背后的平臺責任有所敬畏。

　　•(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，不代表本報立場)